關注香港藝術館討論會 2009-6-12

只約略知道香港藝術館最近正在上演一個有關名牌LV的藝術展覽（正名為《路易威登：創意情感》）。

之後在facebook發現有一名為香港藝術搜索頻道的民間藝術組織會舉辦一個有關的討論會。反正當天有時間，亦知道有同學打算會出席，所以便去了。

原來這個藝術組織之前已對是次展覽的舉辦作出了一些行動，如嘗試聯絡館長、議員，撰寫公開信等等表達意見，而這次的集會亦不是討論此議題的第一次。雖然參加的人數不算多（我估計約有廿多卅人吧），但是發言也算踴躍，論點本人理解大致如下：

1. 雖然法國的主辦單位出雞，但是我們香港出的這支豉油也絕不平宜，價值差不多港幣六百萬。香港藝術館是一個公營機構，用的這筆錢當然是出自納稅人的荷包。而是次展覽以品牌打正旗號，是變相以公帑幫私人企業賣廣告；
2. 其實藝術館舉辦展覽，決定權都只落入藝術館和康文署的少數高層，他們對文化藝術不一定有專業知識和研究。而整個策展的過程欠透明度，也不問責。而是次展覽更相信是由政府的高層人士下壓藝術館和康文署辨的，而目的講來講去都是想達至一些經濟效益；
3. 雖然是次展覽邀請了國際知名亦有香港本土的藝術家參展，但是厚此（前者）薄彼（後者）的情況很明顯。
4. 是次展覽的某些展品意識不良，有性和暴力，有階級主義等等。不過最終，還是借用了藝術來歌頌消費主義；
5. 從是次展覽，可看出香港政府只視藝術創作為一種產品，是拿來賺錢的手段（所謂創意工業）。那麼，西九將來的發展方向也是可想而知的。
（以上如有錯誤遺漏，煩請高人指正）

正如之前所講，我本來並不清楚整件事的來龍去脈。當初知道有這樣一個展覽，還在想為何LV可以那麼“把炮”租用到香港藝術館這個場地（那裡可以租用的嗎？）。原來這竟是和政府合辦的一台好戲！

私人企業打正旗號以自己的名義辦展覽作形象推廣本是十分平常，好像去年Chanel在香港也舉辦過一個大型的展覽，但實屬私營性質。公營展覽要引進私人企業的參與，最多應只是協辦或贊助的形式，更不該以企業品牌作為主題賣點。

而是次展覽還涉及到公帑，就好似政府代我們endorse這個品牌一樣（“我的意見就是全體香港人的意見”言猶在耳）。對於其它私人企業、競爭者來說，不知會不會覺得政府今次幫LV攪展覽是一種偏袒？或者只要政府覺得有利可圖的話，還是會對其它同樣的策展建議來者不拒。到時不如索性把藝術館變成名牌專賣店算了。

究竟利從何來？相信政府打的如意算盤，是借國際品牌和大師級藝術家的名氣刺激參觀人數，而今次的入場券又比平時貴又沒有免費日。而吸引到由外地慕名而來的觀眾，更會帶動香港的旅遊業。政府或見不少內外地旅客都喜歡來港買LV，所以認為辨一個以LV為題的藝術展覽一定很有綽頭很有賣點。不過，買LV的人是否一定對一個以LV為題的藝術展覽有興趣？

在會上有人提出，香港政府因欠缺長遠的藝術發展政策，沒有一個明確的定位和立場，所以才會弄了個這樣的展覽出來。或者港府真的沒有一個長遠的藝術發展政策，不過它的定位一定很明確，立場一定很鮮明，就是借藝術發展經濟。在這裡不能不提西班牙的畢爾包──本是一個經濟沒落的城市，因為一個Guggenheim Museum又活起來。港府借鏡畢爾包，西九便是一個好例子。天幕與Guggenheim建築的對照，政府的創意可見一斑。石硤尾文化藝術中心的成立，也是打著發展創意工業的旗號。從以上例子，可見港府根本視藝術為工具可作利用而已。

或許不能怪責政府官員有這樣的思維；這或多或少也反映了普羅大眾的想法。每當我告訴一些未接觸過藝術方面的人關於我進修藝術科一事，他們多數會問，究竟課程學到的知識可怎樣幫助我賺錢，又或者有什麼工作和藝術有關的是我可找來做之類。提這些個人經驗的原因是想指出，在這次事件上，如要引起社會廣泛的回響，就一定要用大眾市民能聽明白的語言。講藝術的意義、鼓吹什麼主義，都不是他們可以容易理解的；講本土藝術家受到不平等對待，只會令人覺得是藝術家們自己在爭取小眾利益。但以政府濫用公帑，錯誤投資如迪士尼樂園和維港巨星匯為論點，相信會較容易得到廣大市民的共鳴。在會上有人提到，曾就今次事件向議員投訴卻並未受理。不過如能解釋，是次策展欠透明度及不問責乃香港政治文化及制度的寫照，或會得到某些議員的關注。

或許有人會問，作為藝術工作者的不是有責任教育市民大眾藝術的真正意義和正確態度嗎？怎可以用同樣市儈的口吻試圖說服大家？不過是次展期始終有限，如未能即時引起公眾的注意，到展覽完畢後就更難了。之後西九的發展方向，亦更無希望可言。所謂desperate times call for desperate measures，所以也不能顧慮那麼多。

我這樣說不是想扮清高；我相信藝術是有市儈講求利益的一面。但我不想公營機構去染指那個領域，因為作為一具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政府的決策和施政會左右市民大眾的思想和價值觀。小時候讀書，說學藝術乃是陶冶性情。為現在為將來都好，I’d like to keep it that way.

Bare Necessities

又係講屎，不過今次不是講形而上的屎，而係真真正正的屎（如閣下因本網誌內容時常講屎而感到情緒不安，敬請原諒）。

聽聞一位仁兄的工作環境是這樣的：公司洗手間乃位於工作間內。可能老闆不想有異味傳出影響到來的客戶，所以一律不准員工在洗手間內開大。而最駭人聽聞的是，老闆也不准員工如廁時用廁紙，而要求他們用毛巾，如廁後清洗?!

由於我也是間接地知道這回事，未有機會問那位仁兄，是不是因為工作間的廁所有什麼故障或是渠道淤塞問題，所以老闆才會這樣要求。不過就算有這些問題，也可以找人修理吧！用毛巾？香港是一個十分先進的地方，就算是嬰兒也用用完即棄的紙尿片，現在還有聽過人用尿布的嗎？更何況是成年人。相信這不是一個環保的問題，用水洗（一定要用大量清潔劑）也不是很環保吧！至於異味，多用點空氣清新劑不就行了？不知道如果他們真的為去大便而要到附近的廁所解決，老闆會不會以為他們開小差，離開了工作崗位而責罰他們呢？

一直以為規定在工作若干小時後（很久）才能去洗手間一次，每次只限若干分鐘（很少）及限用若干格數（都是很少）的廁紙，只是出現在戲劇中的笑話，想不到類似的事（實質更為過份）都會於現實中出現。其實食、拉、瞓都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要和權利。我們活在香港這個文明的社會，又不是什麼牢獄或納粹集中營，為什麼當中會有人可以這麼殘忍和不人道的對待別人，傷害別人的尊嚴？

難道真的因為一場金融海嘯，可以讓僱主這樣肆無忌憚地剝削僱員？照我所知，那位仁兄及他的同事所受的苦還不止於此：更多無理的責罵和要求，這些都是老闆的指定動作。於是乎他們公司員工的流失嚴重，而選擇留低的便要繼續啞忍著這些虐待……

聽完整件事，令我又憎恨資本主義多一分。我這個無產階級雖然要為五斗米而拆腰，但我出賣給你們那些資本家的，只是我的技術和時間；我並不是屬於你們的資產。而且，我更不會出賣我的尊嚴、人權和自由！

註：其實那位仁兄的老闆，我也是認識的。他對我這個小薯算客氣，所以他給我的印象也不壞。我知道我的角色和他的員工不同所以待遇亦有異，但得知這件事後我也是感到很愕然。雖然我明白到，要打理好一門生意所要面對的壓力是相當重，但請不要用員工作為出氣袋；這並非員工的job duties之一。如果員工常常更換，始終對公司的運作是有一定的影響。希望他的身邊，會出現貴人提點提點他吧。

又談媚俗

想不到我的文章《毋忘六四》，於六月四日當天便在我的工作間掀動了一點兒有關政治上的爭論。

其實平時同事們之間的話題，除了工作之外就是世俗事（好像之前會研究炒股票，這陣仔他們就時常講湊仔/女經），很少會講到例如政治這類嚴肅的問題。我在一間中資機構上班，有由國內派到香港工作的同事。有時談及一些時事上的觀點，我也會輕輕把話題帶過，更莫講要和他們談論政治。

當天的爭論，令我不其然想起不久前看完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一段情節：柬埔寨發生內戰又紅色高棉又被鄰國侵佔，有一班來自歐、美等地的西方知識份子打算到已封鎖的邊境示威，要求柬埔寨政府容許隨團的醫生進入當地，幫助治療那裡的居民。在臨行前的會議中，一名美國女演員發言時，談到共產黨專政的殘暴、文明社會傳統價值的威脅、美國卡特總統等等。她的言論即場惹來法國人的怒吼，反對她把是次行動變成反共和宣揚美國的手段。作者指出那位女演員所用的詞彙乃美國的媚俗；其實世上有各式各樣的媚俗：天主教的，新教的，猶太教的，共產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女權主義的，歐洲的，美國的，民族的，國際的（參見第六章《偉大的進軍》）。

之前在網誌談過媚俗，個人理解為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否定自己其實正受身處社會的價值觀和意識型態（形而上的屎）所影響，而自以為有獨立思想和判別能力。我們香港人會批評內地人對一黨專政，人權、言論自由等的剝奪的啞忍和默默承受到可以將不公義（如六四鎮壓）合理化（中國的媚俗）；倒過頭來，內地人會指控香港人仍受後殖民主義影響和西方自由民主那套所洗腦，所以不懂國情，對中國政府和共產黨有非理性的恐懼（香港的媚俗）。

我的意思是，既然價值觀和意識型態不同，大家繼續討論下去是沒有多大的意思。所以當天發生在工作間的爭論，我沒有特別積極參與。這樣或者有違我的大學教授“要勇於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的說法。不過我覺得，我已經很明確地把我的立場在文章中表達出來。

更重要的是，反正我們每一個媚俗的人都有能力把一件事納入自己的agenda裡面，我不想因為自己的語言能力不逮，是香港的媚俗而理虧。For God’s sake，這不是一場辯論比賽，嬴了就是對的。看朋友在facebook寄來連結梁文道的文章《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作者便反問是否誰掌握“話語權”，誰便擁有道理，誰便擁有真相？

所以我不敢多言了，只能再說一句：公道自在人心。

梁文道文章《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連結：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3441

題外話一則：難道真的日頭不要講人？六四翌日下班後逛街便遇著我的大學教授在街頭為他的政黨募捐。我亦有感民主派之所以時常選情告急是因為資源短缺導致沒有保皇黨那般大的動員能力，所以亦慷慨解囊了少許，換來獎券和握手。

毋忘六四

八九六四，當時我還是一名薯頭薯腦只顧埋首讀書的中學生。記得老師在課堂上問過我的感受如何。我站立著，想了很久不知怎樣回答，在書本上又不會找到答案。忘記最後有沒有回答老師，但記得我心裡是感到很慚愧：外頭發生了一件這樣的大事，自己卻只顧著讀書溫習準備考試，覺得自己很自私。

那時候香港還是英國的殖民地，沒有什麼所謂國民教育培養愛（中）國意識。相信不少和我同輩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一樣，都是在遊行時學會唱中國國歌的。

上大學選公共及社會行政作為主修科，我想和六四有丁點兒關係吧！因不想再讀一些和這個社會無關的純學術科目。被評為千古罪人那位的政改方案是我們當時重點的研究項目，香港的民主卻只現片刻的希望，現在已成歷史。主科中有一位教授，是民主黨派的要員。不過他沒有在他工作的地方，我們的課堂上硬銷吹噓自己的政黨。但他說過一番話，給我印象頗深。大致的意思是這樣：在雙方談判的時候，或者心知對方未必會接受自己所要求的，但如果不敢嘗試把它表達出來，就會連一點爭取的機會都沒有。

畢業後沒有機會學以致用。而隨著時間的飛逝，所學的不是忘記了就是已變得不合時宜。我也沒有成為一個熱衷政治的人；坦白說我再沒有參加過什麼遊行和集會。我知道這不算什麼一回事，不過每次選舉我都會盡公民責任去投票，而一定不會支持那些畏首畏尾，“未談判，先妥協”的政黨。眼見它們的勢力越來越強大，而民主派那邊就越選情告急，使我納悶香港人究竟怎麼了？是不是發展經濟，背靠祖國真的是那麼重要，令我們可以背棄當初的訴求？向中央領導搖尾乞憐，甚至可以出賣自己扭曲事實當六四沒有發生過……

轉眼間廿年已過，而人生又有幾多個廿年？很遺憾地覺得，中國如果不是改朝換黨又或者在政治上有什麼大轉變的話，平反六四機會渺茫。好像有哪個中國人心底裡不知誰應該對文化大革命負責？但誰還不是繼續被尊為人民英雄高高在上。我們常投訴日本埋沒侵華史實厚顏無恥，但面對自己的歷史，我們還不是一樣自欺欺人？

毋忘六四，我們至少應該這樣做。

電視風雲（三）

Previously on《電視風雲》：近年來本地電視片集的質素下降，內容千篇一律，並且有抄襲的嫌疑。

經過Laughing哥、柴九、四奶奶之後，相信沒有人會認同我之前對本地電視劇的評論。本來到現在就正正想講外國的月亮不一定比本地的圓，外國的電視片也有它的弱點。不過既然本地製作是今期熱話，外國的就先靠邊站吧！

不過其實我沒有什麼特別醒目的可以講。Laughing哥的那套劇我沒有看過，《巾幗梟雄》我只看過最尾的幾集。

可能真的因為一場金融海嘯，香港人減少了娛樂消費，多了留在家中看電視。它畢竟是一項相對地免費的娛樂，於是乎電視劇又再成為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

好像剛剛大結局的《巾幗梟雄》，不少人把它的成功歸於那班演員，不過我覺得這只是一種錯覺。這樣說並不表示我認為他們演得不好；相反地我覺得憑著豐富的演戲經驗，他們在本劇的表現應該是無容置疑的。我的意思是，無論給予那班演員什麼劇本，他們都應該會以專業的水準和態度去完成。

當然你可以說因為劇本好，所以演員們有更好的發揮，演得更落力。毫無疑問，作為一套古裝劇，如果不是改編自中國古典文學或金庸之類的武俠小說，可以參照的就只有那個歷史背景本身（最起碼沒有外國劇可以“參照”）。這樣便更講求編劇們的創意。

應一應本劇的名稱講句老套話：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它的成功，相信亦和時勢很有關係。雖然錯過了大部份，我想它的內容大致是講故事主人翁怎樣面對困難而最後也能迎刃而解，不論是個人的、家庭的、經濟的、人際關係的、國家政治上的……這不正是現時在逆境中的香港人所需要的心靈潤澤嗎？比較之前那套失敗的台慶劇《珠光寶氣》講那些富豪的明爭暗鬥一點都不生活化，《巾幗梟雄》的故事人物是普羅市民大眾較容易投入relate to的。

而本劇最令人津津樂道的，相信就是柴九哥和四奶奶之間的關係。我認為今次無記的編劇夠高明，沒有寫他們真正發生愛情，但張力猶在，反正觀眾都會硬要覺得他們之間係“有嘢”的（令我想起行埋前的莫探員和郭探員，對不起又講外國劇）。編劇寫的和觀眾希望發生之間的差距，給予的想像空間還是最有力量的。

To be continued…